李子云先生
1982年初冬，有一点小雨。那时我还在上海一家工厂工作，因为向《上海文学》投了一篇稿，编辑部让我去面谈一次。我在蒙蒙细雨中走进一座典雅
当我正式地调入《上海文学》，也在那个朝北的房间，李子云老师也在这个房间。
那个朝北的房间是上海市巨鹿路六七五号三?四室，很多人都会记得这个地址，对我而言，它已成为我生命中一段辉煌的记忆。
李子云老师的办公桌在我们办公室进门的左侧，桌前是一个老式黑色牛皮的单人沙发，沙发很宽大，李子云老师喜欢把自己整个的人都陷进沙发里。无形之中就形成了一个规矩，只要李子云老师来上班，那张沙发就没人去坐了，那似乎是为李子云老师专门保留的。李子云老师似乎不喜欢在办公桌前正襟危坐，总是坐在沙发里接电话、打电话，找编辑谈话，有时候很安静地坐在那里看稿，偶尔抽烟，抽那种细长的女式烟，有时候她也会问我要烟，她抽烟的姿势很好看，有一种从容不迫的优雅。她晚年的时候，把烟戒了，说心脏不好，我就突然有了一种隐隐不安的感觉。
那时候我们办公室很热闹，每天都会有人来，络绎不绝。许多人都是来找李子云老师的，很多的名人，每有人来，李子云老师都会很正式地把我介绍给他们。我在三?四室见到了王蒙，见到了邓友梅，见到了冯骥才，也见到了李陀，李陀那时候风华正茂，一头黑黑的天然鬈发，后来李陀成了我一生的长兄。 也有很多的年轻人来，吴亮和程德培是三?四室的常客，他们偶尔会和介人师嬉笑争辩，但在李子云老师面前却永远是恭敬的，李子云老师也很器重他们。在上世纪80年代，《上海文学》周围聚集了学院中最优秀的人才，每次开会，都能见到陈思和、王晓明、南帆、李 、殷国明，等等。他们向李子云老师问好，也认真倾听她的意见。
我想，李子云老师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魅力，但她并不是那种张扬的人，她奖掖新进，同时对老一辈的作家和学者非常尊敬，我亲眼看到她对王元化、徐中玉、钱谷融等先生的尊重，几乎是一种执弟子礼的尊敬。这或许也是她能获得许多人尊重的原因之一。
那时候，三?四室是热闹的，人来人往。吴强老师每次来的时候，总是两手背在身后，大摇大摆地进来，进来就喊“子云同志”。实际上，不仅吴强喊“子云同志”，王元化、茹志鹃、徐俊西、萧岱等也都这样叫，而李子云老师也是以“同志”来称呼他们，我听见她叫王元化先生“元化同志”，叫茹志鹃老师“志鹃同志”，等等。慢慢地我发现，在巨鹿路六七五号，在他们那一代人之间，好像都习惯地用普通话互称“同志”。这样一种称呼无形中流露出一种记忆，也在无形中提醒我们和他们的区别，一种两代人之间的区别。
我常常在观察他们，观察这一群“同志”，也许，我最终不可能真正走进他们的内心，包括他们之间的关系。但是，我仍然能够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同志情谊。他们之间也会有矛盾，有小小的摩擦，甚至会有相互的伤害，但那是因为靠得太近的缘故，在漫长的艰苦的岁月，他们依靠各自的身体相互取暖。他们都是一些高傲的人，性格相近，难免会有性格的冲突，但人前人后，不仅没有恶语相加，甚至表现出相互的尊敬和欣赏。那样一种同志的情谊和表现方式，并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。 我有时甚至在想，李子云老师即使和她的论敌之间，也未必不是“同志”，比如她和冯牧的杯葛，他们相互论战，也相互尊重。他们曾经是战友，一度是论敌，但永远是同志，这也并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。一切都已远去，往事烟消云散，但仍然留下了“同志”这个语词。这是一个20世纪的概念。我向20世纪遥遥致意，也向“同志”这个语词敬礼，因为这个语词也留下了我少年时代的梦想。
那时，李子云老师经常请别人吃饭，别人也经常请她吃饭。有时候，她会带上我。那些地方我听说过，但以前从未去过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李子云老师的确是个美食家。精致，但绝不铺张。好吃，却不求奢华。每次吃饭，分量总是恰到好处。他们总是用自己的钱请人吃饭，那时，还不流行公款消费。李子云老师是个很讲究生活品位的人，但并不注重时尚。她似乎总是恪守着自己的美学观念，漫不经心之间，自己就成了时尚。那是一种老派的时尚，曾经为许多人所称道。
但是我欣赏的不是这些，而是她那种宠辱不惊的生活态度。她可以很舒适地坐在大酒店里品尝美味，也可以兴高采烈地敲打着饭盆和我们一起在作协食堂打饭。她能够优雅地抽着她的女式摩尔，也能很高兴地抽我的“大前门”香烟。上世纪80年代，我看到太多的文学“暴发户”，他们迫不及待地挤进另一个世界，四处炫耀，然后毫不犹豫地抛弃自己曾经所属的阶级。我想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李子云老师给我演绎了一种生活态度，淡定自若，宠辱不惊。
实际上，李子云老师是非常朴素的，她的家坐落在淮海路的一条弄堂深处，那是她的祖传旧居。二十平米的房间，老式的打蜡地板，一张小床、一只单人沙发，还有书橱和陈旧的衣柜，中间是一张方桌，四把木椅。几十年没有任何变化。
李子云老师和她的“同志们”实际上无形中影响了很多人，他们的文学观念和美学观念，包括他们的生活趣味。
李子云老师实际上并不那么永远“优雅”，说话也不总是那么平心静气。她高兴的时候，会哈哈大笑，甚至手舞足蹈，她不会生闷气，有话就说，有时候说话甚至很冲，她高兴或不高兴的时候，走廊里都能听见她哇啦哇啦的声音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总是感到很亲切，甚至觉得她像个小女孩，哪怕她在训斥我。李子云老师骨子里是个浪漫的人，激情似火，只是这种激情常常被她的“优雅”所压抑。实际上，我在王元化先生和茹志鹃老师的彬彬有礼的优雅背后，都曾感受过这种激情和坦率。我有时也会想，或许正是这种激情，才可能推动他们投身到中国革命之中，否则，难以想象。
冬天的时候，三?四室很冷，李子云老师身体一直很弱，因此一入冬，我们就会在房间里生起一只老式火炉，火炉离她的沙发很近。那些年，我总是早早地到了办公室，把火炉生好，也把开水打好，李子云老师来的时候，房间里温暖如春。这些都是介人师关照我做的，介人师对李子云老师―直很照顾。
中午的时候，有很多人来，他们围着火炉，交流各种消息，判断形势，有时候喜形于色，有时候忧心忡忡。他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，并不避我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也有点兴奋。一九八?，那是一个决战的时代。
在上世纪80年代，那一代人实际上已经分裂，各自守着自己的信念、自己的理论、自己的思想以及对未来的不同想象。他们分裂成不同的阵营，相互开战，斗争甚至是残酷的，每个人都做好了最坏的准备。我记得，当时李子云老师和介人师商量，说最不放心的是我的未来，如果坚守不住，应该给我安排一个好的去处。我说我无所谓，我本来就来自生活的底层，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，工厂的大门总会为我敞开――这也是当年我厂里的工友给我的临别赠言。当然，我的工厂现在已经倒闭――但是，我那时心里是非常的感动。 李子云老师毫不犹豫地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，从1979年李子云老师为《上海文学》撰写“本刊评论员”文章《为文艺正名――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论》开始，再到推动现代派的讨论，直至拉开“寻根”文学的帷幕……几乎每一个文学的转折关口，都隐含着李子云老师的重要作用，而这些作用通过《上海文学》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。 一九八?年代，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李子云老师的文章，她的文章应该属于那种“知人论世”的写法。她和许多作家都有很深入的交往，并对他们的作品有着非常细致的分析，她的感觉极好，这是天赋，但她对世道人心又有着极为透彻的了解，所以她对作家作品的分析，常常入木三分，比如她对王蒙和茹志鹃作品的评论，就堪称是一种知音甚至知己。她文字平实，但如行云流水；不张扬，但用词准确；不堆砌理论，但多有深刻发现。或许因为这些缘故，《上海文学》对批评文章的文字要求极高。
李子云老师离开《上海文学》后，我基本上每年去看望她一两次，我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，即使朋友之间，也常常疏于联络。每次到李子云老师家，一般都是下午三点之后，一杯清茶，一支烟――当然，她戒烟以后，我也很自觉地不在她面前抽烟了。
在她晚年的时候，我和她讨论最多的，恐怕还是中国的革命问题。她对我的一些想法未必完全赞同，我对她的某些看法，也不会绝对附和。但是我能感觉到她的内心挣扎，实际上，不仅是她那一代人，即使我们，身上也是多重的逻辑缠绕。但是，她从来也不曾后悔过青年时代的选择，这是我最尊重她的地方之一。她不会以今是而说昨非，也不会以昨非而说今是。她很坦诚，我能很明显地感觉到两个三十年在她身上的断裂。
在《上海文学》的办刊史上，李子云老师和介人师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，这不仅指的是他们的办刊理念，也是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，带出来的一支编辑队伍。李子云老师对编辑的要求很严，极其厌恶那种以权谋私的做法。她不反对编辑写作，但不同意编辑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文章，这似乎成了一个无形的规矩，所以，我调到《上海文学》后，也就此不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任何文章。她反对炒作，不仅对个人，也对刊物。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这本杂志的编辑，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外省作家对《上海文学》编辑的评价：低调、坦诚、正派。李子云老师是一个敢于担当的人，在上世纪80年代，她是写检查最多的人，而且写得乐乐呵呵，从不怨天尤人。她的教诲，也深深地影响了我后来的为人为文。 当年投身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，他们的思想和观点，对历史的思考和总结，我并不可能完全赞同，有些地方甚至不以为然。但是我尊重他们。他们是一些正直的人，有些地方很老练，有些地方却显得单纯，不仅是李子云老师，在王元化、茹志鹃等先生身上，我也常常感觉到这种正直和单纯。他们关注民主民权，但更关心国家和人民。他们是心怀世界的人。现在多的是那种“油头滑脑的小市民”，但他们不是，他们从不以写作作为自己的牟利工具。我一生不曾加入任何党派，但在他们身上，有一种我所喜欢的早期共产党人的品格。
“到死未消兰气息，他生宜护玉精神。”这是李子云老师生前喜欢的两句诗，诗的作者是黄仲则。
（摘自《书城》，2009年第8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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